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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道与金汝平教授于山西原平红门书院 金汝平：关于诗及诗人的随想 （--） 在对中国古典的价值重估中，我获得了创造的自觉。那束缚我写作的障碍，等待着我的克服。唐诗，只是证明诗在唐代是那个样子。古人制造的文字垃圾并不比今天少。 李白、杜甫，尤其是屈原和《诗经》无助于解决目前我们写作的问题。 诗歌上的复古主义者应该活在唐朝，宋朝，可悲的是他们活在我们的时代。 青年诗人写爱情诗，中年诗人只能写色情诗，或者连色情诗也懒得写：因为对色情的俗求在生活中满足了。 应该提倡“有方向的写作”。然而，方向不是固定的，方向不是唯一的，像一个散步者，从南走到北，从东走到西，从海角走到天涯，从罗马走到各各他，再从各各他走到自己心灵深处耸立着的无形的十字架。 相对于“有方向的写作”有时“乱写”是必要的，“乱写”激发想象力，“乱写”可解放创造性。在“乱写”里，我们会发现一个崭新的陌生的自己。 诗人已经写出了太多好诗。然而，像兰波所说——真正的诗还有待于发明。我们在物质的挤压里听凭想象力的枯竭，真正的发明离不开我们对未来诗歌的大胆想象。离不开“乱写”。那么，我们的诗是“乱写”吗？不，写得太正二八经了！ 多产不难。难的是出色而又多产。 生命不息写诗不止。语言的终止意味着肉体的终止。 写诗是现在进行诗。过去写出来的就让它以那样的面目存在吧。 诗人的灵感类似于女人的月经，一个月只有一次，真正的诗人不只凭借灵感而写诗。 写出一批好诗，还得继续写；掘墓人挖出一串金银珠宝，也得继续挖。 怎样才能拥有那一种无孔不入的智慧：迫使复杂的事物简单化，简单的事物复杂化；也迫使复杂的事物更复杂化，简单的事物更简单化…… 诗人不谈诗乃是堕落的标志。 婊子在一起也嗑着瓜子谈论五花八门的嫖客。 马屁精在一起也津津有味交流拍马屁的高超技艺。 一个大师独自前行，他甩掉那些不争气的弟子。 我看到许多诗人对“美”充满误解。孜孜以求的“美”的追求，走向反美学的丑陋的对立面。被“美”报废掉的诗人，是错误的美的观念的牺牲品。 什么才是审美意义上的“美”呢？ 通过美学上的抗争，搏斗，对立，差异，分歧，偏离，否定，颠覆，解构，强力诗人才牢不可破地确立了自己。盲目的写作，随意写作，游戏写作无法呈现出对诗的独立认知，处理技术，独立的言说，最终无效。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作者之死”。“作者之死”带来了作品之死。 我赞美一万个婴儿吃奶的姿势，但作为具有创造力的诗人，我拒绝吮吸传统有毒的奶。 又是悲秋，伤春，又是嗟老，叹贫，又是描山，绣水，又是弄月，吟风，翻开唐诗宋词元曲，才会发现：我们祖国的诗人，多是一些袅袅娜娜多情善感的小女人！ 偶尔坐在河边，看一看鱼儿嬉戏。偶尔爬到山上，装模做样地眺望。 眺望到的一切美景，只让他们泪水汪汪。 ——对文化僵尸的崇拜，制造出更多矮小的文化僵尸。僵尸们挥舞秃笔书写无血无肉无骨头的诗。 一个小诗人，整天歌唱着他从未见过的蒲公英；一个老处女，也纵情歌唱着比裹脚布更长更长的黑夜，那每月一次姗姗来迟的月经！ 小姐修补处女膜的同时，诗人也在修改二十年前写过的一首歪诗。 石头朴素的外表，让热爱玫瑰的小诗人，扭过头去，但没有扭断比金丝雀更细的脖子…… 重要的不是看见什么，而是看见。看见美的事物和丑的事物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一颗星星，一棵枯树，一座宫殿，一片废墟，都包含着和我们的生命紧密相关的东西。 然而很多时候，我们都像瞎子，我们碰到许多事物，却看不到它们…… 不能战胜平庸的生活，必须战胜平庸的语言，否则，你就不是诗人。 必须和腐朽的语言做殊死的斗争，哪怕最终你也必归于腐朽。 抛弃政治的诡秘复杂，权力争斗的变幻莫测，抛弃意识形态的争论,抛开文化意义上的巨大分歧，单纯从语言学的向度上审视：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不少语言也呈现出某种史无前例的陌生性和创造性，那个特殊时期的“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涌现，词与物的联系才成为现实。也许，语言的裂变并不全是消极的影响，语言与时代的纠缠之结永不能解开，所谓“精华”与“糟粕”，并不存在截然的分界线，就看从什么角度来分析，以什么方式来运用了。 对于各个历史时期铺天盖地的陈辞滥调，文革语言的创造有时令我眼睛一高，并引发了深深的思考—— “炮打司令部”，大气磅礴。“煸阴风点鬼火”，铿锵有力。“打着红旗反红旗”，机智犀利。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极端的观念因押上汉语的精美之韵别具匠心。 一个口吃的人，他的柔情蜜意只能通过一只秃笔流畅地表达。 一枝秃笔扔掉再换一枝秃笔，海枯石烂，地覆天翻，秃笔还在白纸上沙沙作响，沙沙作响，谁才配阅读这些滔滔不绝的病句，这些鬼也不懂的诗行？ 行走于诗江湖的人，不过佩戴着语言的青铜刀，它，又能刺杀什么？ 吃什么就拉什么，喝什么就尿什么，这就是“消化不良”啊。精神上的吸收也是如此。 在不想排泄的时候逼迫自己排泄，不想写诗的时候强迫自己写诗。写出来的必是一首烂诗。 坚定的大厦承受着八级地震的震荡不会坍塌。真正的好诗，承受着我们一百次的阅读，它内在的征服力仍不会荡然无存。一首烂诗不用说读两遍，读两行它就完蛋了。 写某一类诗，需要清晰的思维更加清晰。 相反，写另一类诗却需要混乱的思维更加混乱。 可悲的是，无论是清晰的思维还是混乱的思维都达不到某种“极限”。面对着这不可思议的庞大混乱的宇宙，我们混乱的思维又能混乱到哪里呢？ 一个人不能“以人民的名义”，判处另一个人的死刑。但一个诗人却能够“以美学的名义”，再次枪毙自己的一堆烂诗，然后朝蓝天吐一口气。 那些烂诗即使别人看不到但自己看见也浑身难受啊。 对于诗人，不必把“语言游戏”当成贬义词。而应该把它作为构成一篇作品的有机因素，加以严肃对待，认真处理。 拒绝和语言游戏的诗人是笨拙的。和语言游戏中解放了自己的想象力的诗人是欢乐的。 辩证法的原则是：玩语言也让语言玩自己，玩出一批惊心动魄的诗，老鱼跳波瘦蛟舞，让鬼神也搂抱在一起幽幽哭泣。 你，我，置身于语言对我们的重重束缚重重制约重重支配之中，还有和语言放纵地，极端地，潇洒地游戏的能力吗？ 翻阅中国古典诗歌，我发现：豪放派的诗人都吹牛，婉约派的诗人都流泪。 吹牛，吹出了纵横古今的精神之气。流泪，流出了感人肺腑的缠绵之情。 当然，吹牛和流泪也没有绝对的界线—— 偶尔，豪迈派的诗人也流泪：“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婉约派诗人也吹牛：“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 更为重要的是，吹牛和流泪都呈现了美学尺度上的诗意。否则，吹牛的人和流泪的人太多了还值得我们如此尊重吗？ 用吃奶的力气写诗，再把奶水吐出来写诗论。 诗论阐释诗人的诗，诗也阐释着诗人的诗论。一个精神上持续的良性循环，共同阐释着诗人生命的奥秘。 通过抬高我的诗论来降低我的诗，也算一种聪明。他们不会更聪明地认识到：如果缺少我的诗，我的牛逼的诗，我不可能写出这样牛逼的诗论。 思想的石头柱子如此坚定，紧紧搂抱着它，我们精神的大厦才不会坍塌。 当一种思想提出，介入社会并引发震荡以后，过多的赞同必带来这种思想的凝固，停滞，甚至它权威确立后必然产生的“独裁”，激烈的质疑，反驳，将有助于它的开放，它的完善。 思想的斗争是思想者巨大的的快乐。 没有严肃意义上的反对者，思想者是多么沉闷多么寂寞。 于是，我们需要“对话”，对话者尊重对方乃是对方尊重自己的前提，以为自己是真理惟一的占有者是虚妄的，思想者置身于思想风暴的中心倾听八面来风，坚持，吸收，容纳，抛弃，修订，补充，增加，减缩，最后形成更新的思想等待再度的思想交锋——这是一个近乎无限的过程。 也许，在所有思想的斗争与对抗中，没有哪一个思想者是胜利的，孔子老子韩非子不会胜利，黑格尔，康德，马克思和哈耶克也不会胜利，胜利的惟有思想。 思想真能够胜利吗？当它碰撞在物质世界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上头破血流？当它也逃不脱花朵，火焰，粮食一样的死亡？ 思想的斗争安慰了思想者，支撑他日复一日活下去，这也就够了。 诗人不会从一个思想出发而写诗，但诗人肯定在思想。 一个诗歌爱好者对诗的理解，和诗人对诗的理解，绝对有着差异。一个茶余饭后的读者和一个惨惔经营的诗歌创造者，对诗的理解更不在同一种美学法则的向度上。一个是接受，观察，玩味；一个是创造，实践，亲身的孕育，不能同日而语。 诗人只要还充满主体的能动性，就必在不同时期留下不同的声音、容貌、姿势和身影。积极地寻找，勇敢地抛弃，广阔的吸收，深刻地质疑，某个时期他大力提倡的，恰是他另一个时期坚决反对的；某一个时期他奋力追求的，恰是是他另一个时期必须摒弃的。诗人是“演员”吗？是“变色龙”吗？是“东倒西歪墙头草”吗？不，这一切源泉于他形成又瓦解、瓦解再形成的多元的、多层次的、复调式的对诗的理解。肯定，否定，肯定中的否定，否定中的肯定，还有螺旋式的否定之否定，诗人的“自我”本身是一个不断被塑造的天路历程。 为抒情而抒情，抒情多虚弱无力，为叙事而叙事，叙事多琐碎无聊，至于为中学生提供一些干巴巴的格言，那更是在诗的象牙之塔之外玩弄一些概念一些符号而已。 离哲学遥远，离诗更远。 一个诗人娴熟高超的技艺，如果游离于他内心强大的，雄厚的，难以理喻的“精神之力”不过是花拳绣腿。浪荡于刀光剑影的江湖，花拳绣腿又有什么用呢？仅仅获得一群街头小混混的吆喝吗？ 诗人这强大的精神究竟来于哪里？本能，潜意识，下半身，遗传，生活日复一日的磨砺？文化潜移默化的积淀，还有文明或隐或显的继承？ 真是说不清道不明。于是，拥有强大的精神之力的诗人乃是奇迹而奇迹是罕见的。 在生活中，我们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是必要的“沟通”。 诗里，则可以见人说鬼话，见鬼说人话。人话与鬼话都可以构成“诗家语”，人话与鬼话都该被一个诗人说得娓娓动听。何况，什么是“人话”？什么是“鬼话”？真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吗？ 个体诗学观念的建立，标志一个诗人的成熟。诗人接受它的引导，沿自我发展的轨道大展身手越写越好。也要警惕，不能把它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蛮横的“排他性”，把自己封闭起来囚禁起来，丧失了拓展它、丰富它、改造它的内在和外在动力。我们看见有人龟缩在某个“诗学观念”里一动不动了。顶多伸懒腰打个叮欠，另一些人则把诗作降低为“诗学观念”的机械的、拙劣的附属品，诗的魅力归于虚无只能依存于对诗学观念的阐述.教条，是人的自由存在的敌人。诗的教条，也是反美学，反诗的敌人。 没有一个人教会你写作。除非你把写作本身当成你永远的老师。 一些诗人宣称但丁，歌德，惠特曼，艾略特，屈原，李白是自己的老师，这肯定是一部分真话，诗人对传统的承接是必然的，有时不免夸大其词，有时不过拉大旗做虎皮，某种文化功利意义上的“攀龙附凤”罢了。 他人对自己的启示，必须凭借写作才能起作用。“实践出真知”，一句平易的、大彻大悟的话。不写作，一切无从谈起。即使那些伟大的天才从历史的黑洞中复活对我们指手划脚耳提面命，也是无济于事的啊。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挣钱中学习挣钱，从写作中学习写作。 每当读到一首好诗，我就兴奋得大声叫好，同时又有一种隐隐的失落：“这样的好诗为什么不是出于我笔下？” 写出坏诗而脸红的诗人，才能写出好诗。那么，所有中国诗人的小白脸，都该像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好诗基本分为两种：有风格的好诗和无风格的好诗。 有风格的好诗，非强力诗人莫属。它们因灌注着诗人饱满、充沛、雄强的内在精神和别具匠心的审美形式而耀人眼目，动人心魄。以不可替代的“这一个”从无数平庸之作中脱颖而出，迸射千古不灭的光芒。如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 无风格的好诗或风格不鲜明的好诗，多出于小诗人笔下，它们也能在夜深人静时，悄然叩动读者的心灵，触摸读者的神经，并让我们玩味良久，但由于诗人“个性的相对隐匿”和形式上的常规化、凡俗化，流通化，不能最大程度突显独异的美学观，从而减轻了美学上的重要性。这一类作品，进入读者的记忆但同时抹去作者的姓名。我想，这是因为小诗人较为匮乏的创造力导致的必然结果。 有风格的好诗，完成自己时也塑造诗人的形象。 无风格的好诗，完成了自己而诗人的嘴脸较为渺茫。 两种好诗，都是我们的“人间食粮”。但对于一个诗人，最为辉煌也最为困难的，是写出有风格的好诗。倘若失败了，就写出有风格的坏诗。然而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无风格的好诗，难道真是所谓“好诗”吗？——如姚合、李洞、赵师秀的某些诗。 有风格的坏诗，难道真是所谓“坏诗”吗？如杜甫、韩愈，苏轼的某些诗。 值得我们沉思，沉思，再沉思。
以前，我的诗中飞舞着太多“否定的精灵”，今天，我要让肯定的光明重新照耀我的诗篇。前提是：首先肯定那些“否定的精灵”。否则，一个诗人的精神就是残缺的，他的诗也注定是软弱而颓伤的。
只要是诗人，你就得用语言捕捉大千世界的光与影，捕捉内心深处的风吹草动。诗的意象乃是必然的。我们减少意象，淡化意象，但不能消灭意象；消灭了意象也就消灭了诗。剩下的，只是寻求什么意象罢了。 “公共化意象”，不过是诗歌之敌——陈辞滥调的堆积，具备审美价值的“私人化意象”，才能够雄强地、突兀地、激进地、革命地确立起一个诗人的存在。 “私人化意象”的孕育与诞生，注定是一个艰难的、痛楚的过程。它，宿命地带上诗人的血液，骨头和肉，呼吸，精子卵子，也不得不依赖于诗人的世俗生活，家庭，婚姻，职业，居住城市的环境…… 没有对法学的认知和具体实践，卡夫卡小说里很难出现“审判”、“判决”、“城堡”、“法的门前”之类的题目。鲁迅笔下刺人眼球的“吃人的筵席”，“人血馒头”等意象也和他童年的苦难及学习医学，甚至他患肺结核的肉体不无关系。 那么，把传统腐朽的遗产抛进古董店去，创造令人耳目一新又具备震撼力、冲击力、诱惑力的“私人化意象”,从对自我生命至深的体验和对万事万物透彻的洞察中。
阐释它。注解它。引用它。捍卫它。你贸然相信了古人的一句话。但没有想想，假如那人是一个活在古代的傻逼呢？ 古代的垃圾比今天的垃圾更垃圾。古代的傻逼也比今天的傻逼更傻逼。 谈论什么就匮乏什么。再伟大的传统，也救不了一个气数已尽的诗人。该完蛋就完蛋吧。 同样是诗人，李白和杜甫是诗人，苏轼和黄庭坚是诗人，赵师秀和姚合也是诗人。 同样是老板，比尔·盖茨和李嘉诚是老板，小巷深处卖大同刀削面、徐沟灌肠和浑源凉粉的也是老板。能同日而语吗？ 一个人以他的奇特与怪诞，带给我们充沛的美感。 一个大诗人的博大精深，伤害了小诗人的自尊心。
昨天我是对的，今天我是错的，明天我是对的，后天又是错的。我就这样不断地攻击自己围剿自己刺杀自己直到最后一天。 每当诗人提出一个观点，他就听到自己内心反驳它的声音。反驳，反驳，再反驳，直到这怀疑的蛀虫挖空信仰。但怀疑主义者对自己的怀疑也怀疑： “难道真是这样的吗？” “难道真是这样的吗？”
当一个侏儒喝得自称是巨人，一个诗歌小混混自称是大诗人，一个卖羊肉串的小贩子自称是大老板的时候，他也就喝得多了。喝多酒的人连打嗝都是诗。只是我们听不懂。
柔软的人，总是说我的诗硬。就让这坚定的精神的花岗岩，擦伤麻雀的翅膀，也擦伤你们忧郁的小白脸。
这是不是一种历史的误会？这不是不是一种生存的悖论？多少精神病人本该关在疯人院里接受治疗，结果混迹在诗人中冒充诗人。冒充太久了，太久了，也被人当成真正的诗人……
只有在诗里，我才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才是走火入魔的“唯心主义者”，诗之外，我惧怕孤独，我反抗孤独，我战胜孤独，我热爱集体主义那喧嚣的、沸腾的、热烈的、互相撞击的其乐融融的生活，谁呆在一间房间里谁就是囚徒，就是为自己殉葬的人；我会瞪大近视眼，戴上老花镜，不让那必然的、本体上的、绝对的物质，碰伤我的脑袋。 生活太广阔，诗不过是弹丸之地。生活太无情，诗总是多情的。 生活在一个人的支配之外，诗歌在一个诗人的控制之中。 生活永远大于诗。那么，有什么理由凭什么把诗与生活融为一体呢？ 把诗与生活融为一体的人，必伤害生活，更伤害诗歌！
肯定。否定。肯定中的否定，否定中的肯定。或超越于肯定与否定之上那些更难以捉摸难以表达的复杂微妙的感情…… 万物，无须诗人的这一切，它就那样牢不可破但瞬息万变地存在着。 火车一路狂奔在蟑螂的热血里翻山越岭，偶尔停在荒草凄凄的小站。 诗人，你悲哀吗？不，不要悲哀。这样的悲哀是太自恋了，太非理性了，太多情了。你应该微笑；万物，它就这样牢不可破瞬间万变存在着，你的肯定，否定，肯定中的否定，否定中的肯定，已满足了自己。 ——这就够了。像我们常常站在飞扬的尘埃里，一列火车呼啸而去……
一个患咽炎的嚎叫派诗人，只要不患上阴道炎，他就会继续嚎叫。 嚎叫下去就是胜利，哪怕嚎叫得歇斯底里上气不接下气……
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一个唾沫横飞的时代，一个抢夺话语霸权的时代。诗人们也把过多的时间耗费于对诗的争论上。你从这个角度，他从那个角度；你强调这一方面，他强调另一方面；你坚持这种写法，他又坚持那一种写法，诗坛是热闹起来了，而寂寞的依然是诗，冷落的依然是诗。 归根到底，诗是写出来的而不是争论出来的。对诗的意识支撑着写作，但不能保证写作的成功。诗的神秘精灵永恒飞翔于理论的灰色尘埃之上。有时，诗的理论有益于诗，有时诗的理论有害于诗。谁敢宣告诗是纯粹的观念的产物？我们应回到最基本、最本质的出发点：置身于各种各样的争论之外，直接面对诗，更深地面对诗。
再没有比“不写诗也可以当诗人”这种说法是可怕的谎言了。不写诗竟然可以当诗人，按照这种逻辑，不打仗可以成为军事家，不搞革命可以成为革命家，不生孩子也可以成为母亲…… 阿Q精神在诗歌观念方面的精彩体现。严肃的诗人说：“我写了不少诗，也许还不是诗人”。
违背自己对诗的真实感受，用一套理论为一首低劣的诗辨护，这是批评家人格上的堕落。确实，放弃了诗歌的良知，什么样的破烂玩艺儿不能够被滔滔不绝地“赞美”呢？：平庸可以说是“平淡”，胡说八道可以说是“制造陌生化效果”，空洞无物可以说是“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像裹脚布又臭又长可以说是“气势雄伟”，单薄小气可以说是“短小精炼”，多数读者，并没有足够的修养分别两者之间不可逾越的界线，也被这样的“赞美”弄得昏头昏脑，不知所以。平庸之作在别有用心的包装下，冒充“杰作”招摇过市，然而在明眼人眼里，它永远是假冒伪劣商品。
抒情抒了二十年，抒情抒了一千零一夜再加多少个白天，终于无情可抒了。诗人放下笔，点上烟，泡上茶，像失去王国的帝王瘫痪在一把象牙椅子上。但对着风、花、雪、月，对着牛、鬼、蛇、神，诗人有时哀声叹气，朝自己的乳头喷射香水喷射杀虫剂搓了又搓挤了又挤。 难道这样就能搓出或者挤出一首又一首甜蜜蜜的抒情诗吗？
一个老诗人如是说：“当一阵西风拔去我的头发，我就用光芒四射的骷髅照耀你们——世界的新一代，粗野的布娃娃。”
我们不问“什么是美女的的标准”，凝视着美女心醉神迷；我们同样可以不问：“什么是好诗的标准”，喜滋滋品着好诗摇头晃脑！ 定义，是一撮知识分子所玩弄的游戏。有时是严肃的，必要的，有时则无关痛痒。 定义总是小于事物。事物总是大于定义。 那么多哲学家簇拥而来围绕着“人”苦思冥想，但谁又能“定义”——“人是一个什么东西？”所谓“诗的定义”，也必是多余的，是无效的。它简化了诗，缩小了诗，阉割了诗丰满的血肉之躯。 “什么是好诗的标准”,让寻章摘句的老学究争辩去吧，打架去吧。 “什么是好诗的标准”,这需要诗人用一生的写作来拷问，探求，回答。答案在风中，风在一团又一团互相纠结抵销的谜语中……
诗人在绝望中写诗，他对诗的价值已不存在奢望。而他还要写，生命不息，写诗不止。在一个意义已荡然无存的世界上，请不必要追问意义。 “置之死地而后生”，希望或在绝望中诞生？而绝望中诞生的希望真的配称希望吗？难道它不是绝望的一部分？ 没有意义，我们就非得自杀吗？没有意义，诗人就要放弃写诗吗？
杰出的诗人常是有争议的。伟大诗人所引发的争议则更为严重，更为普遍、更为巨大。他的丰富、厚重、博大精深，他奔腾不羁的创造力，必不可少的独立性和异端性，欣赏与赞美可以找到许多理由。否定，反对，误解，隔离，排斥，责备甚至蔑视也可以找到更多理由。于是，读者的看法五光十色，诗人在他们的阅读视野里会呈现出千变万化，各不相似甚至截然对立的形象。遍观全世界诗歌史，我们能找到一个所谓“公认”的伟大诗人吗？不，即使找到了，他也变成一具僵尸的残骸。有人烧香，有人膜拜，有人吐痰。 伟大的政治家也是如此。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圣贤豪杰同样如此。“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与其谈论诗人的承担，不如谈论诗人的承受。“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尘埃无所不在，恶无所不在，物的腐烂气的聚散无所不在，还有鸡毛的轻盈，铁的沉重，还有鬼的诡秘，神的残忍……让我们疲惫地，无奈地承受吧—— “一片树叶轻轻落在我的肩头，我却重重地受伤了。” 启示写在水上，石头上，启示写在猪头肉，小金鱼，鹌鹑蛋和一条被清水洗净的黄瓜上写在划破黑暗的闪电中，写在骷髅的舞蹈中，写在猫的眼睛中。 早晨醒来，额头上冒着汗，来不及刷牙洗脸——启示写在梦里。“诗人,你要寻找更真的自己吗？请到梦里去寻找”，每一个梦，剥去你的画皮裸露出更多血肉；每一个梦，展示一个诗人更幽晦的秘密。 我认识一个著名诗人，只知道陶渊明不知道陶潜；我还认识一位中文系的博导，只知道李太白不知道李青莲。 对作家的作品中清晰、明白、暴露出来的有限思想，我不屑一顾，而他那些晦涩的、深潜的、奥秘的、对我的智力构成冲击的东西，才是我觉得无比迷人的地方。 纵观古往今来形形色色的作家，真正晦涩的太少。有些只是“伪晦涩”，剥去这层画皮，作家的浅薄和小聪明暴露无遗。晦涩乃是一种境界和人的内在精神有关，它超越于美学和风格。反对晦涩，就是反对对生命更本质更无情的探索；反对晦涩，就把自己的阅读水平降低到中学生层次。那能够被阐释的、能够被理解的、能够被认识的、能够流行的、能够被大众承认的，都不是诗歌的精华。所有诗里，诗的精华都潜伏得更深、更深，甚至不可言传。 真正的晦涩源于一个作家纯粹的、原始的精神。它是相当朴素的。我热爱这一种不可替代、不可重复、不可炮制的“朴素的晦涩”。 删除了形容词，只留下名词和动词；就类似于割去自己身上的肉，只留下血和骨头。这是合理的吗？而许多诗人试图这样做，并美其名曰：“减法”。减来减去，惟有零会剩下。 “天才”、“大师”，还有“智者”、“超人”，这么多光芒四射的桂冠，沉甸甸扣在一个诗人头上，难道不怕压弯他的小脑袋？ 偶尔大脑里跳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句子，这就是“灵感”吗？灵感究竟来自何方？我问自己。 灵感来自天花板，来自西门庆潘金莲。墨索里尼希特勒，来自我昨夜梦见的汪洋大海和今天看见的车祸，来自压在我肩上沉重的三座大山，来自庄子的夸夸其谈和韩非子比手术刀更尖锐的解剖，来自母亲的乳腺癌父亲的心脏病以及一个诗人25岁的死和异教徒的自焚，来自黄土地上一群羊，来自性欲的下降股票的上涨，来自钓鱼岛和珍宝岛上的枪声，来自人肉的宴席，老鼠被绑架在猫纵横甩打的尾巴上，来自天上飞机的轰鸣和卫生间水龙头哗哗水声，来自一尊被人们膜拜的镀金偶像，千百年保持固定不变的姿势。来自病历，一次艳遇和一次重逢，来自从各各他吹到脸上发凉的风…… 偶尔跳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句子，灵感来自一切刺激我灵感产生的地方。灵感来自这个更莫名其妙的难以阐述难以表达的时代。不论忠实于这个时代，还是背叛这个时代，诗人注定是“时代的儿子”。 诗人中有许多神经兮兮的神经病，也有真正的智者。我不告诉你他是谁。 对于许多人，“贪婪”是贬义词；换另一个角度，“贪婪”又是褒义词。人类根深蒂固的本能离不开贪婪，社会的演变源于人性内部的贪婪——它以深不可测之力推动着车轮的前进或倒退，它以无孔不入的魔法摧开盛开在大地上的善恶之花。 所有已经完成的，已经呈现的，我们都觉得廉价了，乏味了，于是再度投入新的创造。老板挣了一笔钱还要再挣一笔钱，官员当了市长还要当省长，当了省长还想当部长，思想者发现了一个真理还要发现另一个真理，哪怕这真理对他是有毒的。 制止了人性的贪婪，就取消了人的创造。如此文明将是枯木一堆死水一滩。 因此,真正的诗人都是为一首诗活着——哪一首？下一首。因此，他生命不息，写诗不止。旁观者不会理解。他瞪大眼睛：“写，写这么多干什么？你有那么多需要表述的东西吗？你有那么多需要宣泄的情感吗？不，知足者常乐，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你写上两行比黄鼠狼尾巴更短的诗让人们记住就够了。” 读没有头脑的人写的书，会让自己也变得没有头脑。这就是我把许多书轻轻翻开又轻轻合上的原因。吃一杯淡绿的茶吧，它，滋润我干渴的喉咙——我更干渴的精神又有什么来滋润？ 唯物主义者做事，唯心主义者写诗。 无论中国传统中的“诗言志”还是“诗缘情”，都在强调诗与“心”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志不过是心中之志，情不过是心中之情，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更本体的意义上，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大千世界的千姿百态只有被诗人的心所触摸所渗透所体验所参悟的时候，它才摆脱客体的、外在的、无生命的性质具备了诗意，才由一堆混乱的、零散的、支离破碎的升华为诗。有人认为诗歌本身存在于天地之间，只要诗人苦苦寻觅就够了，这未免自做多情，抹杀了诗人的主观能动性。或许，诗人来到这世间确是两手空空，但他得天独厚拥有他人没有的“诗心”。这是无比珍贵的。 唯心主义者写诗，写诗必趋于唯心主义。 与其膜拜死去的大师，不如珍爱现在活着的天才。前提是有一双认识天才的慧眼，叽叽喳喳的评论家，你们有吗？随波逐流顺风扬沙的大众，你们有吗？甚至一个天才自己，当另一个天才眼皮底下悄然走过，你能认识他吗？你能承认他吗？ 天才本身，具有杀伤力。如果你憎厌一个天才，那是他的天才对你构成了伤害。 把一个天才当为庸才，或把一个庸才当作天才，那是有眼无珠。 测量地基，城墙，美容厅，寿衣店，测量边界的铁丝网，万里长城的长度和金字塔的高度，也测量老园丁的胡子，测量太平间里的骨灰盒,也测量龟,到底能喝多少血到底要活多少岁.但不要用你们的小小鱼钩，测量一个天才浩瀚无边的精神大海…… 某年某月某一天醉仙楼吃酒，某眉清目秀的小知识分子指责我称“小日本”为“小日本”，意为缺乏理性主义精神。我靠，难道让我点头哈腰称“大日本帝国”才吻合所谓的知识分子的素养吗？不，小日本就是小日本，小日本的小诗人，也写一些比黄鼠狼尾巴更短更短的小诗。 “小米加步枪”，“马克思加秦始皇” ——我可以一直加下去： 白骨精加猪八戒，米老鼠加大灰狼，地沟油加毒奶粉加豆腐渣工程，金三角加四合院加被春风吹向天涯海角的一撮毛，珍宝岛加钓鱼岛再加卢沟桥炮火连天，老子孔子孟子庄子韩非子再加鬼谷子在鬼谷狂奔扑向川岛芳子…… 照此类句式，我可以一直加下去， 小茶馆大酒店加母夜叉的黑店亮着霓虹灯，武大郎武二郎再加一头驴子脖子上的小铃铛叮叮当当，山海关娘子关加雁门关你送我一只枪我赠你一把刀寒光闪闪，避孕套加蒙汗药再加光天化日之下你们布下的圈套。当拉开战争序幕的黑手猛然伸向红娘子，我相信怀疑主义者对自己的怀疑也会怀疑，每个时代都有无法治愈的绝症江湖郎中才招摇过市，红小兵加红卫兵杜鹃山上杜鹃红，再加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头戴一颗大西瓜，金杯银杯加两条骨瘦如柴的罗圈腿横阵马背，太阳光芒万丈照耀牛鬼蛇神一片金黄…… 如此加下去，我定会白发盖头垂垂老矣， 一个结论无懈可击：生活大于诗歌。写诗可以用减法，生活肯定用加法。 不必廉价赞美好人写的烂诗但绝对要北京中科忽悠寒假中科白癜风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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